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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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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饶恕一切,超越一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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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的乡村(甚至包括整个中国)在这几十年来,各个层面都积怨太深了,任何一个上了点年纪的中国人,因为历史的造化,都会在这几十年间不断地和人、和历史、和体制产生冲突,轻则闹得灰头土脸,重则闹得家破人亡,等到事过境迁之后,每个人才发现,自己和历史(时间)、和别人的世界(空间)之间已经结下了种种的积怨,这种积怨甚至到了难以化解的地步。这个时候,大地的力量就显示出来了,她以她的宽广、沉静和坚韧,日夜平息着人类的愤怒和不安,并用她的博大不断地教育人类:无论是谁,无论你带着何种记忆和仇恨生活,最终,都要在她面前归于无有——这是真正的平等,因为一切都本于尘土,又归于尘土。

正因为如此,“赞颂现实”或“诅咒现实”都无济于事,它并不能为我们敞开现实的真实面貌。为此,贾平凹在《秦腔》中选择了一种仁慈、平等、超越善恶的立场,以此来重新表达中国当代的乡土现实,就文学而言,这是一种巨大的革命。翻开《秦腔》,我们很容易就能读到慈悲和谦逊,原因也正在于此。比如,贾平凹看到了故乡、土地正在衰败、行将消失的命运,但他承认,他不知道该是谁、也不知道该是哪种力量来为这样一种消失和衰败承担责任。“我站在街巷的石磙子碾盘前,想,难道棣花街上我的亲人、熟人就这么很快地要消失吗?这条老街很快就要消失吗?土地也从此要消失吗?真的是在城市化,而农村能真正地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办呢?”28——这样的茫然和无奈,有时比任何现实的答案都更有力量。如果贾平凹在《秦腔》里具体指出是哪一种力量该为大地的消失、乡土生活的衰败承担责任的话,他这部作品的格局就要小得多了。

《秦腔》最为出色的地方,就在于它所呈现的现实是无解的,作家在写作态度上是两难的。这暗合了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所阐释的思想。王国维认为悲剧有三种:一种是蛇蝎之人造成的;一种是由人物盲目的命运造成的;还有一种是没有原因的,是时代和人的错位,用王国维的话说,是因“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造成的。29《红楼梦》的悲剧就属于第三种。像林黛玉和贾宝玉之间的悲剧是谁造成的?是贾母还是贾宝玉?都不是,因为贾母相信金玉良缘,要贾宝玉跟薛宝钗结成婚配,这并没有什么错,也合乎情理——宝钗也有她的可爱之处。因此,在《红楼梦》里,所有的人都没有错,但这些无错之人却共同制造了一个伟大的悲剧;这种无错之错反而说出每个人都得为这个悲剧承担一份责任。关于这一点,牟宗三先生也有过精彩的论述,他说:“人们必得以林黛玉之不得与宝玉成婚为大恨,因而必深恶痛绝于宝钗。我以为此皆不免流俗之酸腐气。试想若真叫黛玉结婚生子,则黛玉还成为黛玉乎?此乃天定的悲剧,开始时已经铸定了。人们必得于此恨天骂地,实在是一种自私的喜剧心理。人们必得超越这一关,方能了悟人生之严肃。同理,读《水浒》者,必随金圣叹之批而厌恶宋江,亦大可不必。须知梁山也是一组织。《水浒》人物虽不能过我们的社会生活,但一到梁山,却亦成了一个梁山社会。自此而言,宋江是不可少的。不可纯以虚假目之也。必须饶恕一切,乃能承认一切,必须超越一切,乃能洒脱一切。”

——贾平凹的《秦腔》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它虽然是乡土的挽歌,但它里面没有怨气和仇恨,也没有过度的道德审判,这是一个很高的写作境界。“必须饶恕一切,乃能承认一切,必须超越一切,乃能洒脱一切”,牟宗三先生这话说出了一种新的写作伦理,它和“帮苏东坡本人憎恨王安石”式的写作伦理正好相对。贾平凹在《秦腔》中,以其赤子之心的温润,在写作上回应和展开了这种全新的叙事伦理,我以为,这无论对于他本人,还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都值得特别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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