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钟之后,两辆装满了日军宪兵的汽车急驶出了日军天津宪兵队的大门……
而此时,在一艘由天津港驶出的货轮上,一个身着日本和服的日本富商正带着六个侍从开始看着远方的夜空,这个日本的富商不是别人,正是已消失在我们视线很久的陶平。
在他的身后,同样身穿着日本和服的鲁山子和穆小虎等人则非常警惕的注视着周的一举一动。
而就在陶平他们的轮船刚刚驶出天津港大约十五分钟的时候,一辆满载着日伪士兵的汽车就驶进了天津港码头,鬼子开始封锁码头了……
但是这一切,对于久野劲二少佐来说都已经太迟了,陶平他们所乘座的客轮早已消失在了茫茫的夜幕之中。
多少年以后,历经n次政治风波、劫后余生的贾三立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一九四二年的时候,我刚到天津开展地下工作时,就接手了一个非常棘手的任务—处决大叛徒杨保国。
这个杨保国也就是历史上那一个娶女学生当小妾,杀死副旅长,在天津叛变投敌的那个军分区司令员。
当时他的投敌,搞得中央首长十分恼火。
讲到这里,可能有的读者就会说,暗杀不是地下党的任务和专长吗!
怎么,你们还担心起这个问题?
作为一个老地下工作者,我可以非常负责任说,凡事有这种想法的人都是错误的,我们地下党的任务和专长决不是搞暗杀。
我们是中央首长的眼睛和耳朵,我们最为主要的任务还是是搞情报,说到这一点,大家就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中央首长们经常都能未卜先知的知道敌人的战略意图,靠的都是我们这些的眼睛和耳朵的作用。
其次,我们地下党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为我们部队收集和运送战略物资,比如说是药品和弹药以及枪支等。
可以这么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各部队的药品及枪支弹药等战略物资料都是通过我们地下党源源不断的从敌占区输送过去的。
至于搞暗杀,那真的不太关我们的事情,只能说是在所有的任务中排在最末的位置,为实在不行才采取的极端手段。
而且对于暗杀活动,我们地下党大多也只是提供情报等外围支援工作,极少会让我们的人出手,我们的主要任务仍是潜伏、提供情报,像这种暗杀之类的事情都是由专门的人员负责。
负责此项工作的,也就是现在经常会被人提到的中央红队。
说到中央红队,其实他们并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神秘,也就是五个人三支枪的一个小队伍,其基本人员都是从野战部队抽调的作战人员,作战经难虽然十分的丰富,但是他们也根本就没现在影视作品中说的那么牛气。
说道底,他们也都是人,不是神!
我想,大家可能都让某些影视作品给误导了,认为地下工作者一个个都是俊男靓女、功夫高手、神枪手什么之类的。
其实,事实上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地下党在招人的时候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那就是所谓的—低调原则。
即这个人长相必须越普通、越不显眼、越不引人注意、越不招摇,最好就是—你把他一放到人堆里,你都找不出来才好!
要知道只有这样的人才不会引人的注意,当然了,普通人都不会注意的人,敌人就更加不会注意到了。
因此,我们根本就不可能会选那些俊男靓女,要知道,敌人的特务也是人,他们也会特别的注意那些俊男靓女的,而这却又是我们最为忌讳的。
至于功夫高手、神枪手什么来着,那都是在扯蛋,到哪里找那么多的功夫高手、神枪手去吗?
搞地下工作的核心内容就是潜伏搞情报,也就是说在和敌人玩心眼、玩心机、比的是机智,又不是在冲峰陷阵,像我以前就是学校里的教书先生,至于天津地下党的其他的那些同志,也和我的情况差不多,大多也都是文职人员出身。
所以,我说搞暗杀真的不是我们地下党的强项,至少不是我们天津站的强项,毕竟,我们这没有一个是精于此道的武人出身。
因此,一接到要暗杀大叛徒杨保国的任务后,我们天津地下党的几位领导同志都感到十分的头痛。
毕竟这个大叛徒杨保国不是一个普通人物,他的身份非常的特殊,他在三一年的时候就入了党、爬过雪山、走过草地,比我们天津站任何一个领导同志的资历都要老,道行那就更不用说了,他本人又是老游击队员出身,实战经验十分的丰富,让我们这些门外汉来对付他还真是有些困难。
所以说,对于任何事情我们千万不要迷信,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绝对的事情,老红军中也是有可能出现叛徒的,杨保国就是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至于,之前的那个顾顺章那就更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因为他的叛变差一点毁掉了中央领导层。
所以说,千万不要迷信,迷信真的会害死很多人的。
此外,更让我们感到头痛的,这个姓杨的混蛋,他竟也搞过地下工作,甚至他还在抗大当一年多的过战术教员,以至于当时很多部队的基层指挥员都普经是他的学生,你说这麻不麻烦!
也说就说,这个姓杨的混蛋对于我们的情况非常的熟悉,可以说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其实,这也正是上级要急于除掉他的主要原因,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
我们能想到的对付他的办法,他也都能想得到。
你说要对付这样一个如此了解我们的对手,我们这群书生能不头痛吗!
不过,幸好,当时上级领导也了解到我们的困难,专门从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抽调了陶平同志来领导我们完成这项任务。
对了,有一点我还要补充的说明一点,当时陶平同志来天津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上级会派他来。
只知道是上级专门派了一个叫李凯的特派员来专门处理这件事情,而我们天津站的所有人员都必须无条件的服从这位李特派员人领导,加之陶平同导来天津的时候又化了妆,我们竟没有认出来。
至于,我真正的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那是在二十年后,在一次中央的特别军事会议上,我和陶平同志见面后,他提及此事,我才知道。”
前几日家中发生了一些事情,岳父被电瓶车撞了,更为可气的是遇到了老赖,好在老岳父没大事,只是受了一点皮外伤,耽误了不少功夫,更新慢了很多,还情大家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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